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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建立计划经济是“党国体制”必然 照搬苏

作者:http://www.dletx.cn 时间:2019-05-17 22:38

国企的出现不仅有经济根源,还与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密切相关。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有强国的梦想。强国对外可以在战争中获胜,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对内可以加强自己的控制力,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利益。强国的根本在于经济,因此统治者必然有强烈控制经济的欲望。在控制经济的若干种方式中,建立国企,由国家直接控制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因此,统治者偏爱国企是本能,无需什么论证。自由放任只是被逼无奈的结果。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天生的凯恩斯主义者”。国企的形成与发展还应该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离开政治制度而谈国企问题,大体总是言不及义;离开政治而奢谈国企改革,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必须从中国制度的源头,从更广泛的历史中来理解国有企业的渊源。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建国后照搬苏联模式在全国上下几乎没有什么阻力。

中国的国企制度应该可以追溯到产生了国家的夏商。不过我对这一段历史极不熟悉,也没有找到相关的直接、间接证据。可以找到的资料是春秋时的各国。齐桓公时的宰相管仲是早期创建国企的人。他实行的盐铁专卖还不是国企,仅仅是国有民营。但他建立的色情业,称为“女闾”,是地地道道的国有国营。当年临淄城中这种女闾共七间,每间七百人,以后繁荣“娼”盛,又增加到两千人。如此庞大的规模,而且不像商朝时造鼎一样,鼎造成了,企业就不存在了,是长期存在。这就是今日国企之祖(《浩荡两千年》,第4-12页)。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发生,需要大量武器和军需物品。这些也会有民间生产的,但主体应该是国企生产的。国企最早出现于色情业也许是中国的特例,但国企出现于军工业应该是各国的常规。这一时期国企的出现应该与生产力落后、民间无力生产制造相关。如此看来,在历史上国企的出现应该早于民企。

在1928年以后,政府接管了洋务运动以来遗留的兵工厂,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内迁与扩张。抗战期间,用于兵器工业的支出占了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制度变迁的逻辑》,第55页)。在此期间,重工业也得到扩张。从1936年到1945年7月,资源委员会共创造和接管了一百三十个重工业企业和组织。其中,由资源委员会独资经营的七十五个,参加经营并主办的三十七个,参加经营并不主办的十八个(同上书,第79页)。这两个行业的接管与新建企业都是国有国营企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同上书,第97页)。但在1935年到1945年这十年间,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地位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国营重工业在中国工业中“牢固地确立了其支配与主导地位”(同上书,第104页)。当然,这一时期国企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抗日战争。

人类社会之初并不是从自由放任的经济开始的。面对大自然的各种物种,人是软弱的,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发展,因此,人是一种群体动物,只有依靠其他人,个人才能生存。所以,把不同的个人集成一个群体组织的任务,就是领导它所属的人从事经济活动。换言之,有人就有组织,有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就要领导和控制该组织的人的经济活动。人类社会是从计划经济开始的。原始氏族社会的部落酋长之类就是该部落计划经济的控制者。国家出现之后,国王之类名称的领导人就是计划经济的控制者。当国家把一些人组织在一起共同从事某一项经济活动时,这个组织就是最早的国有企业。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曾经铸造出了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今改名为后母戊大方鼎),重达八百三十三公斤。这个鼎的制造者就是当时的国有企业——当然并不是先有这个国企,而是为了造出大鼎临时组成的一帮铸工。从今天的观点看,这样由国家组织并领导,按国家的意志进行生产的组织就是国企(吴晓波:《浩荡两千年》,中信出版社,2012年1月)。换言之,有了国家,有了国家组织经济活动,就有了国企。

在近代,由于中国太过贫弱,总受洋人欺负,因此强国成为政府、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共同理想。这正是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制度这种苏联模式很容易被中国上下一致接受的深层次原因,任何外来的东西,总要适合中国的国情,才会被接受。苏联所追求的强国梦与中国是一致的,苏联模式也为强国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因此解放后接受苏联模式成了中国历史传统下的必然结果。罪不在苏联。苏联模式以穷民为手段,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强国;西方模式兼顾富民与强国,要在较长时期内才能使两者都实现。我们的强国愿望太迫切了,解放后只能接受苏联模式,一边倒向苏联。这种模式在领导层而言易于接受,是不难理解的。而对民众来说,除了同样的强国梦之外,对政府的深信,把强国梦的实现完全寄希望于政府,也是他们易于接受苏联模式的原因。上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享有很高的思想言论自由,但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主流都主张计划经济模式。卞先生书中就引用了已故北大教授陈岱孙先生在1938年11月的《新经济》杂志上说的“一定要采取计划与统制的经济政策”。他们在解放初期对党的政策怀有各种疑虑,尤其对思想改造难以接受,对苏联也有不同看法,但对建立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反对者很少。而且也真心实意地加入对计划经济的赞歌大合唱之中。